20世纪两大最杰出的金融投资家，一个是以价值投资见长的沃伦?巴菲特，另一个是以制造金融危机而从中渔利见长的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

如果我们再次拖延改革进程，若干年之后，改革成本将大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

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但我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是改革的进程在与国有企业的兴衰周期律赛跑。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

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即使不考虑发展阶段的转变，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也不能拖延。可以说，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费获得的。

(三)现行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快速筹资提供了可能现行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对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关系进行了规范和调整但近些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财政收入而大量征用农民土地，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土地。在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在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后，只能得到5%-10%的补偿费，村级集体依靠土地所有者身份获得了25%-30%的收益，而各级政府和中间商获取了60%-70%的收益。

其次，必须完善土地征收的程序。所以说地方政府热衷于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是直接导致农村耕地减少的重要因素。

应尽快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通过设立《财政收支划分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如《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2005年10月1日施行)就规定了关于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条件：取得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或村庄、集镇规划。[1]此外，一旦相关制度发生变迁，经济发展减速，没有或缺少了新的土地需求，相关问题就会产生。1997年-2005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747万亩，占耕地减少总面积的17.84%，年均减少305万亩。

(二)带来巨大的财政风险2005年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包括省级政府)累计超过3万亿元，地方财政风险日益突出。如何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的土地，唯一的途径是实行国家征收。因此，还应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基本原则、合理模式、法定形式、核算标准、专门机构及转移支付的监督及法律责任等，力争将财政转移支付全程纳入法制化轨道。[6]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成为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3]目前，我国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其结果，一是实体经济领域生产效率下降，基础设施老化，生产和基础建设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客观地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很难避免，它是由城市化发展趋势所决定的。笔者认为，《财政收支划分法》主要应该包括设立财政级次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等内容。

向农村农民手中征地成为了唯一的途径。地方政府官员在任期内的这些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将土地财政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绩考核支撑。(二)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考核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费获得的。2009年全国的土地收入为1.42万亿元，而拆迁、补助农民的费用支出为5180亿元。分税制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较大的缺陷，与本文相关的一大缺陷是中央与地方虽然对财权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但对事权却没有进行详细划分。

[4]其中，地方政府征用农地进行非农建设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人地矛盾愈加突出的背景下，建设用地的后备资源将日渐减少，这无疑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2]。

具体体现在：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富人、房地产商和政府手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税源较为充足，如果赋予其一定财权，东部地区的政府完全能够筹集到相应的财政收入。

近年来，中央政府收入大概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0%-55%，但是其支出只占30%左右，其余的支出则被转移到地方政府。必须促进土地征收程序的公开化，从程序规范的实效出发引入程序违法的归责原则，从交易安全出发促使司法审查提早介入土地征收征用纠纷。

[5]此外，地方政府对开发商高价供地，飙涨的地价加上开发商和投机者对利益追逐的催化作用，使得房地产价格高居不下，导致了房地产市场新一轮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另一方面，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也宣告了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获取巨额收入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必须对一系列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修订。(三)耕地资源急剧减少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以及地方相关性法规都对征收补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其补偿标准主要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即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四)收入分配不公平在我国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农村集体、农民和开发商。

与此相反，地方政府在将征收来的集体土地变性为国有土地后，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予以出让，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想方设法寻求新的收入来源，扩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地生财。

《安徽省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使用权流转试行办法》第七条及第十四条都对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设定了一些条件。(二)改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地方政府财力通过财政收支划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地方政府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权力。

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除了对房地产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有较大影响外还直接导致了财富的转移。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常常将从农民手中低成本征用过来的土地以高价出让给开发商。当前，程序性失权是征地权滥用的关键所在。[7]地方政府为了快速破解财政困境，增加财力，纷纷转向了依靠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使得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诸多负效应愈加凸显。

[8](三)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创收热情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地方政府在拥有了财权、充实了财力之后，如果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没有改革，地方政府仍然会有创收的动力和热情。下列数据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述结论：2008年全国的土地收入为1.0375万亿元，拆迁、补助农民的费用支出为3778亿元。

二是生产、消费领域分配不公，这将长期制约国家经济增长。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就是它们的摇钱树，其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唯一目的就是筹集财政收入以完成中央政府交付的任务。

此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入市操作也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